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從嚮往到唾棄

  傳統的日本地瘠民貧,人民生活在飢餓的生死邊緣。
  這個「傳統」在日本近三千年的歷史當中,至少佔了兩千七、八百年。
  因為就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日本常因米糧價格波動而引發社會暴動。
  當時男性主要的工作為務農,女性除了砍柴、賣柴幫忙一點家計,只有少數人能在紡織或火柴工廠打工。
  當時女性就業人口中有六成是紡織工。員工絕大部分都住在工廠,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都是工作,每日勞動12~16小時,工作環境惡劣、工資低廉。
  低廉到什麼地步?
  工作的頭一年,甚至前五年都算見習期,沒有任何薪水可拿。
  即使過了見習期,員工也要繳交高昂的食宿費。
  某些工廠的食宿費高達薪資的一半。
  不過,那還是條件較好的紡織業。
  火柴工廠的工作環境更惡劣、待遇更差。
  如今看起來是壓榨勞力的黑心工廠,然而在那個年代,日本就是如此。
  嚴格來說,當年日本女性到工廠工作,其目的在求一己之溫飽。
  或是換個角度,是工廠提供女性員工一個「活下去」的機會。
  由於生活是那麼地艱難,日本不僅國內充斥色情業,娼妓大軍還湧向全世界。
  例如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從西元1896年四月至翌年一月,從日本前往台灣移民的軍民總計兩萬七千七百九十人,其中女性佔了三千八百六十人,中間約有70%從事色情業。
  這比例在今天看起來能不令人震驚!
  這就是傳統地瘠民貧的日本。
  那才是一百多年前啊。
  年代越往前推,日本就越落後、越貧窮。
  這也是自唐、宋以來,日本如此嚮往華夏文化的原因。
  因為當時的中華大地除了文化先進,物質生活也遠較日本富裕。
  這現象從國內生產毛額(GDP)來看就能一目了然。例如今天的世界超級霸主、經濟第一強權美國,GDP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1.6%
  排名第二的是近幾年才竄升上來的中國,所占比例為10.1%
  日本即使經濟失落了二十多年,仍高居世界第三,以8.4%緊追在後。
  從以上數字不難理解,GDP值若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0%以上,那就是霸主,是不得了的成就!
  知道早年中國強盛時期的GDP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百分比嗎?
  遠的不談,先看西元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清朝GDP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2.9%──比今天世界前兩大相加的總和還要高。
  別以為我舉的是特殊時期的特例。
  事實上,清朝平均GDP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僅居中國歷朝排名的第九位。
  排名在清朝之前的朝代依序為:宋、唐、明、元、隋、漢、晉、秦。
  例如排名首位的宋朝,經濟實力最強大的時候,其GDP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
  古時中國經濟實力之強大,遠非今人所能想像。
  然而,如此強大的中國,傳統作風是「以中自居」,絕少出兵侵犯邊陲小國。
  特別是「重文輕武」的宋朝,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雖然「武功」乏善可陳,卻因朝野致力於經濟與文化活動,而成為史學家筆下中國「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輝煌期。
  宋朝不以武屈人,對鄰國始終抱持「願者自來,不願請走」的和平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南宋為蒙古所滅,日本天皇下令全國帶孝的原因。
  他們痛心一個文明、富裕、友善的國家,竟然被一個落後、貧窮、暴力的蠻族所消滅。
  日本對華夏文化的嚮往,自唐、宋以來就是日本社會的主流。
  那感覺就像四、五十年前,台灣人是如何嚮往美國文化一樣。
  直到1840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如秋風掃落葉般入侵中國,這才讓日本人起了疑惑。
  接著是1860年明治維新,在西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下,讓日本人在自省後產生了自覺。
  緊接著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聯合艦隊一舉殲滅清朝北洋水師,從此讓他們對華夏文化的嚮往全面崩潰。
圖一:甲午海戰時北洋水師的鐵甲戰艦定遠與鎮遠(中間兩艘黑色船身)
  當然,勝敗乃兵家常事。
  比之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日雙方全面開戰,甲午戰爭只是一場小戰役。
  何以一場規模不大的戰役,竟能澈底扭轉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觀感?
  原因是這樣的:
  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全國人口約四千萬人。
  參與甲午戰爭,遠赴大清領土作戰的日本軍人、軍伕,總數約四十萬人。
  換言之,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個日本人因為甲午戰爭來到中國。
  在這之前,日本人民普遍視中國為人間樂土,以為那裡遍地黃金,人民有禮有序、吟詩作對、生活高雅。
  卻不料來到中國,放眼所見的市井小民可以區分為兩類:
  一、裹著小腳、走路搖搖晃晃、弱不禁風的女人。
  二、嗜吸鴉片、手無縛雞之力、面黃肌瘦的男人。
  這兩類人物的典型外觀如相片一。
相片一:日本人來到清朝所見的典型中國人
  不管這兩類人物的哪一類,在他們眼中都屬於「半殘廢」。
  從此日本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
  透過這些來華作戰軍人、軍伕的家書,以及隨軍記者頻繁的報導,東亞病夫的負面形象從此深植日本人腦海。
  反過來,對「以中自居」的中國而言,千百年來日本只是偏處一隅的小國。
  日本人在中國人眼中的地位,可以從日本的簡稱「倭」字看個大概。
  「倭」似「矮」,意喻日本是矮人國。
  直到甲午戰敗,徹底打垮了中國人的自信,也徹底提升了日本人的自信。
  從此矮人國變成高人國,日本晉升為亞洲一流強權,中國人反而降格成日本人眼中的「清國奴」。
  什麼是清國奴?
  你們是滿清的奴隸,沒有資格稱為華夏文化的繼承者。
  其實,你怎麼看我、我怎麼看你……,那是觀念、是思想,是次要的。
  麻煩的是戰後賠款。
  錢永遠是最現實的問題。
  甲午戰敗,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其戰敗賠款、遼東半島贖回款、匯兌差額、日本駐軍補償金,以及掠奪的艦艇與物資,總值約五億一千萬日元。
  如今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錢,當年卻等於日本6.4年、大清3年的全國財政稅收──當初看到這數字,我還暗中祈禱清廷耍個賴,只付一部分賠款。
  反正已經爛到底了,耍個賴又如何?
  否則全國3年的財政稅收送給日本,清廷要如何編列自己的年度預算,又要如何籌措如此一筆巨款?
  沒想到不要臉的慈禧太后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權位,以致不計代價向世界各銀行進行長期貸款,並且在三年內付清了這筆巨款。
  突然間6.4倍的財政稅收從天而降,日本頓時成為國際暴發戶!
  這三年日本國家總歲出,其中有61.87%是由清廷賠款支應。
  想想看,一個國家連續三年的支出,竟然有61.87%來自他國的貢獻!
  這讓日本嘗到了甜頭,也猛然警覺:一部分國民(軍人)的付出(戰爭),可能讓全國享受巨大利益!
  這種如同盜匪般的掠奪思想激盪出了日本軍國主義。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軍人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日本社會也不乏反戰聲浪。可是當甲午戰勝,巨額賠款帶來的誘惑讓軍人勢力迅速抬頭,全民也改變了往日對戰爭的負面態度。
  西諺有云:「錢會說話。」
  更正確地說:錢不單會說話,而且說得很大聲、很有力量!
  日本也承認,當年國家工業建設的資本多半來自這筆巨額賠款。
  他們將賠款投資於各項國家建設,其中又以軍事所占的比例最高。
  又由於勝利的第一功臣是聯合艦隊,因而海軍分得最大的一塊──賠款的40%撥給海軍用於建造新式戰艦。
  這筆錢相當於日本2.5年、清廷1.2年的全國財政稅收。
  有了造艦巨款,日本提出《海軍發展十年規劃》,並且在接下來十年新造大小艦艇計103艘,其中包含6艘一萬兩千五百噸的「戰鬥艦」,以及6艘九千八百噸的「重巡洋艦」。
  知道甲午戰爭的時候,日本聯合艦隊最大戰艦的噸位是多少嗎?
  四千兩百噸,只有4艘。
  另外有4艘三千多噸的巡洋艦。
  其餘十餘艘全是一、兩千噸的小型戰艦。
  兩相比較,日本聯合艦隊前後十年的變化,其作戰實力可說是突飛猛進、脫胎換骨!
  因而在1904(甲午戰後十年),日本有野心,也有實力發動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對日本又是關鍵的一戰。
圖二:日俄海戰繪圖
  日本聯合艦隊在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甲午海戰浪速艦艦長)帶領下,以極為懸殊的比數,幾近殲滅當時世界第一流的俄國太平洋艦隊。
  甲午戰爭讓日本晉升為亞洲一流強權。
  日俄戰爭讓日本晉升為世界一流強權。
  從此,日本再也沒正眼瞧過中國,並持續在世界的舞台呼風喚雨,一直到今天!
  最後附上一篇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文章,因為和本文的主題有關,有興趣的讀友可以自行觀賞。

作者:信力建
  教育家、雜文家、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兼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常務理事,《看世界》雜誌名譽副社長、香港孔教學院永遠榮譽院長、凱迪企業家理事會會長,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肇慶教育學院客座教授。
《離日本太遙遠》
  記得我1996年第一次從香港飛美國的紐約,在洛杉磯轉機,到達紐約時人已經精疲力盡。感覺美國很遙遠,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今年629日,我們一行9人從廣州新白雲機場起飛,3個小時就降落在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就好像坐國內航班似的。如果從上海起飛,更短,只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從遼東半島的大連去日本,就更近,一個小時就到了。
  從地理距離上看,我們的確離日本很近。
  從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處能看到漢字,它的標識系統,你能看懂個7~8成,上洗手間、找樓層,基本沒有太大問題。你再去日本的寺廟,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國的差不多,抽籤、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廟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外貌,和中國人差不多,所以很多歐美外國人把日本人和中國人混淆,常問的一個問題:Are you Japanese? 雖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漢字,但你根本聽不懂日本人在講什麼,他也聽不懂你講什麼,所以我們交流還得用英文,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講英文,就像雞同鴨講,很滑稽的一個場面。
  為什麼中日民眾的心理距離比美國還要遙遠?因為他們在心理上已經脫亞入歐,而我們在和日本人交往時,因為兩國的特殊的歷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國人交往還要有障礙。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創始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他同時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他的頭像就印在日本的鈔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經是香蕉人:黃皮白心。我們中國人,也就是他們所稱的支那人,在他們眼裡已經是落後的民族。
  看看福澤諭吉《脫亞論》所寫:
  「我日本國土地處亞洲之東陲……,然不幸之有鄰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兩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臺上,論教育則云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於十,僅以虛飾為其事。其於實際,則不唯無視真理原則,且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輩視此二國,在今文明東漸之風潮中,此非維護獨立之道。若不思改革,於今不出數年,必亡其國,其國土必為世界文明諸國分割無疑。」
  1894年甲午一戰,開始印證福澤諭吉關於中國的預言。真是一聲歎息!
乾淨背後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國,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難受,一個5,000年歷史的民族,怎麼和一個建國200多年的國家相差那麼遠!
  我們5,000年不白活了?
  我們唐朝的GDP在哪裡?我們宋朝的GDP在哪裡?我們明朝的GDP在哪裡?我們清朝的GDP在哪裡?怎麼都不見了?甚至,我們70年代的GDP在哪裡?全部毀滅在我們自己人之手!為什麼我們勤勞不致富?為什麼我們學習不進步?我一直在反省:我們的苦難,主要是內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兩個字:乾淨!
  比美國還要乾淨!
  「花兒朵朵」軟體公司的馬總經理去過基本所有的歐美的唐人街,發現日本的唐人街最乾淨。日本不僅僅是大城市的主幹道乾淨,連小街小巷都特別乾淨。日本一家學術出版社的老闆晚餐後帶我們去他的出版社和書店,在東京大學大門的正對面,要穿過一條小巷,當時還是晚上9點半,路面也是特別精緻和乾淨,更讓人吃驚的是小巷裡的安靜,更準確應該叫寂靜。路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輛車,但絕對沒有亂停放。我們去箱根的農村地區,住在當地的日式酒店,應該有國內4星的標準,酒店門口就是種菜地和一條小溪,道路也是特別齊整,溪流很乾淨,連道路的標識系統都很齊全。在日本感覺不到中國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
  日本的乾淨絕對是全面的乾淨,全國的乾淨,不像我們僅僅是中心區、面子區的乾淨。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樹,他們國內的樹是絕對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沒有看見裸露的土地,全部要麼是柏油路,要麼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氣中沒有灰塵,連他們的牆面和玻璃都是特別乾淨,汽車也很多,但是沒有尾氣,更見不到冒黑煙的車。在東京三天,我們基本沒有遇到塞車,我問導遊為什麼?導遊說:在日本週一到週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闆,都不開私家車上班,全部坐火車和地鐵上班,因為時間絕對有保證。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營業用車。
  日本的公共交通極其發達,日本的第一條新幹線建成於1964年東京奧運會,到今天都運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國建成了覆蓋全國的鐵路新幹線系統,效率非常高,他們的鐵路像公交一樣運行,和地鐵、公交接駁得非常好,轉車很方便。所以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發展私家車是非常壞的國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車,而中國卻對私家車沒有任何限制,為了一點眼前的GDP,犧牲中國的長期發展潛力。
  我見到北京一群高三畢業的學生遊學訪問團,他們到日本7天了,我問他們有什麼感受?他們回答:就是比較乾淨,其他好像沒有什麼!難道日本僅僅就是比較乾淨嗎?這乾淨背後難道真就那麼容易嗎?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沒有公德心,所以我們亂扔垃圾。為什麼我們亂扔垃圾?因為我們的眼睛能容忍髒;為什麼我們的眼睛能容忍髒,因為我們的靈魂能容忍髒。
  一個人能容忍辦公桌上的灰塵,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乾淨和貧富沒有必然關係,和追求完美有關。一個人可以穿一件打補丁的衣服,但可以乾乾淨淨。
  我和你舉個我們鄉下老家的例子。
  我小時候,應該是30年前,中國應該是很貧窮吧,我們村就有幾家人比較乾淨。為什麼這幾家人乾淨?因為他們的女主人愛乾淨。結果,我們村,也就這幾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學,都成了才。女主人為什麼愛乾淨?因為她們眼睛無法忍受髒,她們也無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務,他們總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們就把這個習慣傳給了她們的孩子,她們的孩子也就比同齡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們有出息。
  乾淨代表一個習慣,一種追求。廣島亞運會,開幕式結束時,全世界的人發現,幾十萬人日本人退場後,在體育場裡,居然沒有發現一張丟掉的廢紙!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給你們講一個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賣印刷機給大陸的印刷廠,他有一次帶國內一個印刷做的比較大、發展得很快、有點志得意滿的老闆去日本參觀。參觀時,日本人讓這個老闆進印刷廠前把鞋脫了,當他從印刷廠出來,發現白色襪子居然還是白色的,整個印刷廠全部是自動化生產,就沒有幾個工人。這和國內印刷廠環境是天壤之別。當這個老闆回國後,到處都在講這個故事,這件事給他極大的震撼。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所初中,他們的學校也特別乾淨,我們一進去需要換鞋,每個人有一個鞋櫃,上面居然預先寫好了每個參觀團團員的名字。出來後,我就在想:為什麼乾淨這麼簡單的事我們都做不好?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我們的幼稚園不乾淨,小學肯定乾淨不了;小學不乾淨,中學乾淨不了;中學不乾淨,大學乾淨不了。我記得我1978年考上中大,當年的升學率很低,我們這些人也算是所謂「青年菁英」,但當時男生宿舍之髒、之臭,實在是讓人至今難忘,我就明白:我們這些人走上社會,社會也乾淨不了。
地鐵裡可怕的皮鞋聲
  我們住在東京廳附近的京王酒店,不遠就有一個很大的地鐵交換站,你早上來到這個地鐵站,你看見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沒有人講話,更沒有人大聲講手機,你只能聽見可怕的皮鞋聲。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給別人添麻煩、不影響別人為原則,這已經成為他們靈魂深處的東西,已經完全內化了。
  我們的孔子所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僅僅是在嘴上講講而已,我們的「五講四美三熱愛」,也不過是寫在牆上而已。我們都是一群只會說,不會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你看黨章寫得多好,憲法寫得多好,我們的政治科作業寫得多好,全部是說說而已,很多是不當真的。
  後來有人說:為什麼中國普通民眾都不遵守紅綠燈?因為這個國家的社會上層把憲法都不當回事時,你怎麼指望這個國家的下層遵守紅綠燈?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規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們有什麼區別?
  我弟弟媳婦的姐姐晏青一家人在日本已經7年,他們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稚園。我們晚上在一起聚會,我就特意問他們:日本的教育和國內的教育有什麼不同?晏青告訴我:日本人特別重視幼兒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親生了孩子之後辭掉工作全職帶孩子。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孩子三歲前是幼苗期,特別重要(中國也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到大,七歲看到老),一旦孩子的成長出現問題,特別難修正。而且日本人認為:讓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強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讓母親回歸家庭,等孩子3歲後再上班,對社會效率沒有任何影響,但對下一代的成長特別有利。
  另外他們對孩子培養的一個原則就是:七分飽、七分暖。他們基本不讓孩子吃得太飽,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個單衣在外面玩水他們也不怕孩子受涼,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國一樣動不動打吊針,他們認為孩子有很強的自癒能力。日本人均壽命是全世界第一,這也說明日本人衛生條件、醫療條件、生態環境、飲食習慣、體育運動都做的很好。日本的幼稚園特別乾淨,孩子一到幼稚園就要換鞋,不讓鞋子上的塵土帶進學校。
  還有,我感覺日本的學校特別重視校服,他們的校服也特別漂亮,式樣很多,做工很好。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重視校服?他們的回答讓你耳目一新:一個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訴它: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任何一個人穿制服幹壞事,內心總有一種不安。
  此外,日本人讓人吃驚得就是,每個家庭都有家庭記帳本,家庭主婦不記帳是不可想像的事。我記得在超市買東西,收銀員一定問的一個問題是:是列印一張單嗎?因為日本家庭主婦很多時候在超市買東西是分單打印的,以方便記帳。
  比如文具歸文具、書籍歸書籍、食品歸食品,這樣她們每個月就能做統計,家庭理財的概念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在培養。
  日本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女人回歸家庭,但是男人的錢袋卻歸女人掌控。每個月,女人給男人一些零花錢,但男人還有一些加班費可以做私房錢。我問晏青為什麼會這樣?晏青的回答也是讓我吃驚:女人回歸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財政大權,這樣女人就沒有任何安全感,這樣的家庭也不穩定,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家中學,和他們的校長、教務長、心理輔導老師座談。日本的中學特別重視動手能力,家政、縫紉、空手道、體育、興趣班全部開設,心理輔導老師導入學生的日常學習,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問題,所以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專職的心理輔導老師。我參觀的那所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正好是一個華人,我就問了她無數的問題。
  日本中學特別重視武士道課,他們每個學校都有專門的武士道館,也經常有相關的比賽。他們認為,武士道課能培養孩子堅強的品格,永不服輸的精神。所以,我建議中國教育部能把中國的武術列為中學的必修課。我中學時就特別迷戀武術,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變世界,後來發現行不通。任何偉大的理想都需要堅強的肉身支撐,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總是沒有主動性、進攻性、侵略性的。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就是培養了太多這種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光會坐而論道,不會起而力行。
  當時我問了校長一個問題:你們怎麼培養日本學生對規則的遵守?你們是怎麼培養日本人視敬業為天職的?你們是怎麼培養日本人服從精神的?
大而不當的故事
  正當我在問校長以上問題時,馬總給我遞了一個紙條: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來我出來後,問他什麼意思,他說,你問題的答案就在這幾句話裡。結果我就和馬總辯論起來:
  中國人就喜歡講這些大而不當的大話,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標,但是無用。講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後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後面更小道理的,並能實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偉大。王陽明有一句話我特別喜歡: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實未知。很多道理我們好像是知道了,其實並沒有真正懂得,因為我們沒有起而力行。
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據統計,一個日本百貨公司的電梯口的迎賓員,一天要鞠2,500個躬。我作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這麼鞠躬多麼不容易,支撐他們這麼常年累月做的是他們視敬業為天職的理念。比如我明天下一個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開始給上班的客戶鞠躬,明天他們可能能做到100%,後天他們可能就打95折,大後天他們打90折,最後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頭禪: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一個老師,愛你的學生,這就是愛國;一個編輯,出沒有校對差錯的書籍,這就是愛國;一個員警,保一方平安,把本職工作做好,這就是愛國。
  我最反對的一句口號就是:有困難找員警。這其實是一句很不負責任,也做不到的話。這話是一些政客做宣傳用,給一線的員警添了無數的和本職工作無關的麻煩。一個清潔工,把它負責的地方搞得乾乾淨淨,就是愛國。在網上做一個愛國主義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價,太容易了。我要問他一句:你本職工作怎麼樣?這是分辨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的放大鏡。
我們離日本有多遠?
  很多沒有去過日本的朋友問我:我們的經濟發展水準到底離日本有多遠?我就反問他:中國足球隊離歐美強隊有多遠?他就說:就單個隊員技術水準、體能來講,好像水準很近,但整個隊一旦上場打起來又好像差很遠,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贏的機會。
  我說:你這就講對了,中國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準差距,就好像中國足球隊和歐美強隊的距離,感覺差不遠,但實際差很遠。因為人家已經霸住位了,你要接近還容易,你要超越很難。
  我們的生活水準上去了,生活品質沒有上去,我們的生活品質上去了,生活品位沒有上去。
  我當時就講了一個例子:中國很多老闆也能買賓士車當座駕,但是永遠不要忘了,坐賓士的民族和造賓士的民族絕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萬人民幣你就能買一架賓士S320,但你要造出同樣「價格性能比」的賓士車來,投資100億下去,卻未必能。
  我這次也特意參觀松下研究院,發現中國製造的一些幻覺。很多商品背後印有Made in china,但實際情況是,很多商品組裝在中國,設計不在中國,品牌不在中國,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國,製造工具、機床不在中國,市場管道不控制在中國,還有,很多精密製造也不在中國,更不控制在中國人手上。我參觀了日本出版業最大的一家中盤商販的物流中心,他們的配貨差錯率居然控制在萬分之二以內!這個差錯率相當於你在一本新華字典裡找到一個錯字。日本真正的強大不在於我們前台所看到的東西,而在於他們的後台,以及能設計這些後台的高素質人才!
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小細節
  我記得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前,出了三次國。
  第一次是去美國,卡特總統接待他,我想鄧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靜的:毛主席講得不對,美國鬼子不是紙老虎。
  第二次是訪問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幹線,他也一定感慨萬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訪問,李光耀對他說:新加坡原來是一個漁村,新加坡人都是漁民,很落後,我們經過20多年的學習西方,也能搞成這樣,中國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開放,一定會比我們進步得更快。
  鄧小平回國後下定決心改革開放。
  但這次我在日本發現,日本人當年明治維新,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1871年,日本派出以財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為首的100餘人訪問團,對歐美進行了長達22個月的超長期考察,對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當時的美國總統格蘭特、英國的女王維多利亞、法國總統齊魯、普魯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都會見了日本使團。
  注意:日本的政治菁英是花了22個月對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包括憲法做了詳盡的考察後,經過認真思考才真正啟動明治維新的,包括他們採用德國的憲法。
  而我們的鄧小平卻是三次訪問,每次幾天走馬看花式的訪問後回國啟動改革開放(這當然有他在文革中對舊體制的深刻反省),他後來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他內心的大實話。所以,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沒有經過對西方認真研究後而實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棟舊樓建新樓,舊樓還沒有拆,就在旁邊蓋新樓,新樓的圖紙還沒有設計完畢,就開工了。結果舊樓和新樓交叉在一起,怎麼拆舊樓也是一個難題。
心態決定未來
  我們一行9人,一路參觀一路辯論,在車上要搶話筒,也講了很多關於日本的笑話,包括網上流行的武大郎和日本的故事,全部表達了阿Q精神和精神勝利法。在中國演講,要全面闡述日本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我們這些年是言必GDPGDP都成我們的圖騰了,其實像防盜網、防盜門、桶裝水這個產業的GDP整個就是負的。
  上海這些年進步很大,上海人很自豪,但看看下面的數字,我想上海人、中國人緊迫感會更強:2003年的統計,一個東京的GDP,相當於20個上海,10個漢城,7個香港,5個巴黎,3.5個倫敦。
  同樣是2003年統計,中國的GDP1.4萬億美元,日本是4.3萬億美金。
  日本是中國的三倍。
  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口是1.28億,中國是13億,中國是日本的10倍。而國土面積,中國是日本的26倍。但是中國的國土有40%是不可用國土,而日本就沒有沙漠,而且海岸線很長,海洋經濟區域大,海產品極其豐富。所以從人均佔有資源上來講,我們並不比日本有優勢。
  我這篇文章寫得特別艱難,因為你要寫日本民族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要說很多我們民族的很多劣根性,而且這些劣根性存在我們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的靈魂深處和下意識的思維中。我曾在我公司內部就這個題目作過一次演講,已經引起抗日青年的激動;而後又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過一次,他們臉上好像沒有什麼反應(你這不是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讓我不敢深入講下去而轉向講企業敬業精神,結果讓我這次演講有些邏輯混亂,主題不突出。
  一個人要否定自己而後自新自強都很難,何況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一直以大中華自居的民族。強者永遠是霸道的,你為了超越他們,你就不得不忍受他們的霸道,就像韓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樣。
  強者又因為他們的強大而是我們的師傅,徒弟要超越師傅,除了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向他們學習而後創新之外並無它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張之洞的名言,但我覺得我們的積弱絕對是因為體的問題,如果不深入反思體制的問題,我們又怎麼奢談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們一定要虛心,我們曾經是日本的老師,但今天他們是我們的老師,所以我們的心態要歸零,一定要把大中華、小日本兩個概念先去掉,這樣才學的快,超越的快。
  我們在說別人長處和我們短處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自卑,而是表達我們的自新和自強。祖上的光榮不講,或少講一些也並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個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榮上。我們不自卑,也不自負,我們腳踏實地,虛心學習,勇於創新。
  我們今天的心態決定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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